阿拉伯王室:“稳定之锚”如何炼成

今年年初以来,以突尼斯本·阿里政权被民众抗议推翻为肇始,一场大规模民众运动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,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。审视这些被埋葬的政权,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,即它们均属共和制的世俗权威主义政权。君主制阿拉伯国家,则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平稳过关。于是,评论家将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称为“阿拉伯世界的稳定之锚”。的确,君主制阿拉伯国家能够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独善其身,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。

共和制阿拉伯国家之所以群体性陷入动乱,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政权丧失了政治合法性。马克斯·韦伯指出,“如果没有合法性,一个统治者,一个政权或者政府体系就很难得到处理冲突的能力,而这种能力对于长期的稳定和良好的统治是至关重要的。”无论突尼斯、埃及,还是利比亚,前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被统治国家数十年之久的领导人,以及僵化的体制损耗殆尽。民生凋敝、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迷失、领导人企图父业子承引发的政治继承危机,成为压弯阿拉伯“克里斯玛式政权”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反观阿拉伯君主制国家,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尚存。

韦伯将政治合法性划分为合理型、传统型和克里斯玛(魅力)型三种类型。与阿拉伯克里斯玛式政权不同,在君主制阿拉伯国家,政治合法性属于传统型,即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,其中源于宗教的合法性最为重要。倭马亚王朝以来,宗教一直是国家政权利用的工具。“统治者是在大地上的影子”等忠君思想成为政治思想的主流。叙利亚现代主义者凯瓦基比指出,“国家的威权统治建立在一种宗教心理结构之上,在这个结构中统治者体现的意志,和素丹之间没有区分”。为了给统治赋予宗教合法性,摩洛哥阿拉维王朝的国王将家谱追溯到教先知,以凸显其圣裔的身份。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为自己选择了“穆民的首领”的称号,并恢复了哈里发国家的“拜阿”(意为宣誓效忠)仪式。沙特国王法赫德为自己选择了“两圣寺的仆人”的称号,显示其盟主的地位。约旦王室在国名上加上“哈希姆”(先知的家族名)一词,以彰显其圣裔身份。在沙特等君主制国家,国王或埃米尔至今被认为是“主事人”,说明“敬主—忠君—秩序”的政治文化至今仍是阿拉伯君主国的主流价值。

以沙特为例,作为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,其合法性来源既包括沙特家族建立现代国家带来的合法性,也包括宗教合法性。1744年,伊本·沙特与瓦哈比派创始人阿卜杜·瓦哈卜结盟,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形成共生共荣的关系,瓦哈比派教义成为沙特的官方宗教。王室与代表瓦哈比教派的宗教学者(乌莱玛)委员会,分别掌管行政和宗教。然而,“乌莱玛”对政治的影响也十分有限,成为王室增加合法性的工具。1990年,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,“乌莱玛”对是否邀请外国军队进入沙特产生分歧。为掩盖分歧,沙特官方电视台3天后才向全国公布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新闻。最终,反对驻军的“乌莱玛”被压制,支持王室的“乌莱玛”发布一条“法特瓦”(宗教判令),宣布外国驻军沙特符合教法。

其次,阿拉伯君主国独特的经济模式构成王室统治的经济基础。伊朗学者马赫达维于1970 年提出“地租型国家”的概念。他认为石油收入的“地租性”使产油国成为“地租型国家”。在海湾产油国,由于石油收入由国家控制,政府拥有足够的财政资源而无需依靠税收维持政府运转,也无需接受公民监督和质询。不仅如此,政府还有能力向公民提供高福利,扮演“施与者”的角色。美国学者鲁西安尼把国家分为“分配型国家”和“生产型国家”,他认为,“40%以上的收入来源于石油或外部资源,而且开支占GDP 的相当比例的国家是分配型国家”。阿拉伯君主国基本上都属于分配型国家,即使摩洛哥、约旦等石油资源贫乏的国家,也依赖磷酸盐、旅游、侨汇等同样具有地租性的收入。大量的石油收入使中东产油国无需依赖税收便可维持政府运转。许多产油的阿拉伯君主国不对公民征税,甚至根本不设税务部门,形成“不纳税,无代表”的现象。

在这次动乱中,富裕的海湾君主国在应对民众要求方面,显得底气十足。作为“分配型国家”,高涨的油价使它们可以拿出大笔石油美元分配给民众,平息民怨。科威特是第一个“破财免灾”的国家,王室拿出2.3亿第纳尔(约合8.4亿美元),向全体国民免费发放14个月的食品供应券。巴林王室向每户居民发放1000第纳尔(约合2650美元)。最大的礼包是沙特王室送出的,2月18日,在国外治病归来的阿卜杜拉国王发表电视讲线亿美元的“大礼包”。国王在讲话中不无自豪地表示,沙特政府拥有4500亿美元的可支配现金,拟将其用于改善民生。

再次,部落等原生态组织维系王室统治。在君主制阿拉伯国家,部落在政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。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把海湾阿拉伯国家称为“挂国旗的部落”(tribes with flags)。摩洛哥学者贾比里指出:“沙特家族统治建立和得以延续的三大因素是部落、战利品和信仰。其中部落是沙特政治制度的核心,战利品分配是沙特王室统治的政治经济学特征,而信仰则为家族统治提供了合法性。”约旦王室也仰仗约旦河东岸部落维持统治。中东动乱刚起,势力强大的东部部落便向巴勒斯坦裔的拉尼娅王后发起猛烈抨击。阿卜杜拉二世为安抚部落势力,任命来自东部部落的巴希特为首相。

尽管阿拉伯君主国并未发生伤筋动骨的叛乱或最高领导人更迭,但运动的汹涌波涛,还是使阿拉伯王室面临空前的危机。巴林、摩洛哥、约旦等国均发生大规模,其中被教派矛盾撕裂的巴林,受到的冲击最大。巴林王室哈利法家族属逊尼派,但什叶派占巴林人口的约70%,形成了“小马拉大车”的畸形政治结构。长期以来,什叶派受到压制,处于无权地位,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远不如逊尼派,什叶派甚至被剥夺了参军的资格,担任政府高官者也寥寥无几。巴林王室还利用允许非什叶派外国人入籍,企图逐步改变人口结构。

什叶派积郁已久的怒火,终于被突尼斯和埃及的变革点燃。大批民众拥向麦纳麦市中心的珍珠广场,要求国王的叔父——建国以来一直担任首相的哈利法下台,部分者甚至喊出了推翻王室的口号。面对前所未有的执政危机,巴林王室在与民众对话和武力弹压之间摇摆不定。当愈演愈烈,开始危及王室统治时,哈利法家族决定向海湾合作委员会(6个成员国:沙特、阿联酋、科威特、卡塔尔、阿曼、巴林)求援。3月14日,海湾大军通过连接巴林和沙特的跨海大桥进入巴林,拯救风雨飘摇的哈利法家族。此举是海合会成立30年来首次调动其安全部队——“半岛之盾”。根据海合会共同防御条例,“半岛之盾”旨在抵御外敌侵略。然而,这支部队首次出征的使命却是应对一个成员国的民众抗议。

沙特不惜动用“半岛之盾”前往巴林维稳,是因为巴林是沙特的“后花园”,两国关系十分紧密。沙特石油主产区的东部省是什叶派聚居地,巴林的动乱如果不被及时遏制,则可能蔓延至沙特,使王室统治面临威胁。沙特的另一个担心是巴林什叶派一旦上台,将投靠同为什叶派的伊朗。因此,沙特将巴林视为防波堤,不能容忍巴林继续乱下去。通过此番武装干涉,海湾王室建立了一个以教派和家族统治为基础的“神圣同盟”,剑指波斯湾对岸的伊朗。

海合会组建“神圣同盟”的步伐并未就此停住。5月10日,海合会在利雅得峰会上宣布欢迎约旦和摩洛哥加入海合会,约旦已正式启动了“入海”谈判。海合会成立30年来,始终紧锁大门,从未扩编。同处阿拉伯半岛的也门,10年前便申请“入海”,至今未能如愿。海合会这次一反常态,主动邀请两个海湾以外的君主制国家加入,其建立阿拉伯“君主国俱乐部”的意图昭然若揭,一个“阿拉伯君主国俱乐部”在这场运动的风雨中呼之欲出。

除了政体和教派相同,摩洛哥和约旦与海合会成员国几乎不具有任何结盟的理由。海合会匆忙推出扩容方案,目的有二:一是拉拢阿拉伯君主国“抱团取暖”,共同应对统治危机。民众抗议浪潮在同种文化和同种政治制度国家的传导效应决定了,只要有一个阿拉伯王室倒下,就将成为第一块多米诺骨牌,动乱将不可避免地蔓延至其他君主国,掀起运动的第二波——旨在推翻王室统治的“革命”。阿拉伯媒体不无讽刺地说,海合会(Gulf Cooperation Council)变成了“海湾抵御革命俱乐部”(Gulf Counter-Revolutionary Club)。此外,穆巴拉克的悲惨结局让阿拉伯君主们不寒而栗,他们认识到,在民主浪潮袭来时,他们也会像穆巴拉克那样,被美国人抛弃。二是联手抗衡伊朗。在伊朗崛起引发的安全困境下,海合会国家充满危机感。约旦和摩洛哥这两个反伊朗的“急先锋”,此时便成为海合会拉拢的首选对象。2004年,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公开表示,中东地区正在兴起一个从伊朗延伸至黎巴嫩的“什叶派新月带”,约旦还派兵参加了海合会在巴林的“维稳”行动。摩洛哥则走得更远,2009年干脆与伊朗断交。

一战之前的400年里,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区被奥斯曼帝国统治,是帝国的各个行省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瓦解后,阿拉伯世界出现多个王国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,埃及、也门、利比亚等国王室被推翻,共和制世俗民族主义政权取而代之。上世纪70年代初,海湾君主国摆脱英国委任统治后,一些在当地统治时间较长、势力较大的家族陆续宣布建立君主国。

目前,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8个君主制国家,即海合会6个成员国,以及约旦和摩洛哥。其中,约旦哈希姆王国由原汉志酋长侯赛因·阿里的次子阿卜杜拉于1946年建立,沙特王国由原内志酋长阿卜杜勒·阿齐兹·沙特在统一阿拉伯半岛后于1932年成立;卡塔尔自1846年起便由来自亚比林绿洲的萨尼家族管理,科威特自1756年起便由来自内志的萨巴赫家族管理,摩洛哥自1660年起便由阿拉维家族统治。

8个阿拉伯君主国尽管开展现代化建设卓有成效,但均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,国王和王室依旧大权在握。在此次巨变前,除海合会国家之间一体化进程卓有成效外,阿拉伯君主国之间并不存在特殊关系和紧密合作,相互之间甚至因领土或其他问题发生争端,如约旦与卡塔尔多年交恶,巴林与卡塔尔也一度不睦。此外,阿拉伯王室之间也鲜有欧洲王室那样的通婚现象。

这次运动的强大冲击波,让阿拉伯君主国不寒而栗,开始考虑如何延续数百年的王室基业。同为产油国的利比亚,为海湾王室树立了一个鲜活的反面教材,说明石油美元也不能确保王室统治千秋万代。共和制阿拉伯国家的问题,在君主国同样存在。非产油国约旦、摩洛哥,以及石油储量较少的巴林、阿曼,人口较多的沙特,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民生问题。这些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年龄低于30岁,为就业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挑战。

如果说阿拉伯王室还拥有相当程度的政治合法性,那么这种合法性不可能万世永存。因此,王室必须以断尾求生的勇气,大胆改革,将现代性因素融入古老的统治方式中。毕竟,向国民赠送“大礼包”只是权宜之计,建立“君主国俱乐部”,也只是消极自保。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,和他们不断提高的政治要求,将是决定王室命运的关键变量。因此,实现君主立宪或许是君主制阿拉伯国家政治改革的必然趋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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